不少文人雅士將這種「波斯舞」稱作「胡旋」,雖名未必正宗,但傳開後影響巨大。教坊中的伶人模仿、樂工記錄音律、畫師描摹形態,從貴族府邸到民間酒肆,一時間風靡京城。
而在宮外的生活也讓這兩位女子脫離了「圈養」命運。她們雖不再屬宮廷,卻有官府安排專人接待、起居,日常衣食充足,還有翻譯陪伴。她們的身份介於賓客與使者之間,地位不高,但也不卑微。
李世民偶爾派內侍前往探視,既不遺忘也不熱絡。這種「冷處理」政策恰到好處,讓這段宮廷插曲轉化為穩定長安文化局勢的一環。大臣中有人不解,認為對「異域女子」如此厚待過於放縱,可李世民未作回應。事實說明,他看重的不是兩個女子,而是背後的文化象徵與外交信號。
與此同時,阿羅本在大秦寺繼續推進景教的落地工作。他沒有借女子之事炒作,也未公開表態,僅在宗教傳播中適度提及「異族文化交流」,把美女從「誘惑」化為「文化禮物」。這為景教日後獲得合法地位埋下伏筆。
從政策層面看,李世民借兩位波斯女子完成了一次跨文化測試:看百姓反應、看朝臣態度、看皇后容忍度,再調整決策,逐步推演出一套屬於大唐的「異文化接納機制」。
兩個波斯女子並未留下具體姓名,連籍貫也無從考證。但她們在歷史中的痕跡並未抹去。哪怕只是短暫逗留,她們所代表的波斯文化和景教價值觀,已在當時的長安種下種子。
唐人詩句中開始頻繁出現「胡姬」「西域」「胡旋舞」等詞彙,不再是貶義,而是一種時尚元素。這說明,文化滲透並不需要軍事征服,只要節奏夠快,氣質夠新,就能引發潮流。
這兩個女子未能成為皇妃,卻意外成了歷史的「媒介物」。她們不是來陪皇帝入夢,而是帶著文化入世。李世民未曾動情,卻動心,這才是這場波斯美人風波最關鍵的收尾方式。
史實與演繹分野,傳教士帶美人入宮的背後真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