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遷的路上,遇到了第一個難題。
火車站人山人海,設備堆積如山,周仁和同事們著急得團團轉,因為車站不肯讓這麼多行李上車。
關鍵時刻,聶其璧站了出來,她直接找到站長,用流利的法語進行交涉,原來這個車站是法國人管理的,主要負責人都不會中文。
"先生,我們需要幾節車廂運送這些重要設備和書籍,這是為了抗戰。" 聶其璧的法語說得相當地道。
站長被她的氣勢震住了,一個中國女人,能說這麼標準的法語,而且談吐不凡,顯然不是普通人。
半小時後,幾節空車廂被調了過來,周仁和同事們都對這位"花瓶夫人"刮目相看。
到了四川,生活條件急劇下降,聶家花園的大小姐,現在要住簡陋的平房,沒有傭人,沒有花園,連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要自己想辦法。
但聶其璧沒有抱怨,她學會了種菜,學會了做飯,甚至學會了縫補衣服。
周仁白天忙工程建設,晚上還要研究技術問題,聶其璧就承擔起了所有的家務,讓丈夫能專心工作。
有一次,孩子們問她:"媽媽,我們什麼時候能回上海?"
聶其璧看著遠山,緩緩說道:"等你們父親的工作完成了,我們就能回去。" 她的語氣很平靜,但眼中閃爍著堅毅的光芒。
回到上海後,聶其璧遇到了一件讓她憤怒的事。
朋友盛愛頤處境淒涼,這位盛宣懷的七小姐,曾經的上海名媛,現在卻孤苦伶仃,無人照顧。
聶其璧看不下去了,她聯合表妹,直接去找相關部門,在那個特殊的年代,為一個"有問題"的朋友出頭,需要很大的勇氣。
"受欺負的人需要有人站出來。" 聶其璧對勸阻她的人說,她的語氣斬釘截鐵,不容質疑。
最終,盛愛頤得到了應有的生活保障,聶其璧用自己的影響力,為朋友爭取到了公平對待。
名門之後的反叛
要理解聶其璧的叛逆,得從她的家族說起。
曾國藩治家極嚴,家規多如牛毛。男子要"看、讀、寫、作",女子要"食事、衣事、細工、粗工",每一樣都有嚴格的要求。
但到了聶其璧這一代,情況變了,她從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,在教會學校里,她學會了質疑權威,學會了獨立思考。
傳統的三從四德,在她眼裡不過是過時的條條框框,她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
聶其璧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,家裡開始張羅,按照門當戶對的傳統,她應該嫁給另一個官宦之家的公子哥,這樣的婚姻,對兩個家族都有好處。
但聶其璧看中了周仁。
周仁雖然是康奈爾大學的高材生,但家境貧寒,父親早逝,全家靠親戚接濟,在那個年代,這樣的男人配不上聶家的女兒。
家族長輩都反對,大姐聶其英直接問她:"小妹,你真想好了?你要嫁的可是個窮書生。"
聶其璧的回答很簡單:"我看中的不是他的家世,而是他的人品和才學。"
1923年的婚禮,宋美齡親自擔任伴娘,這件事後來被很多人誤解,有人說聶其璧是為了攀附權貴,才請宋美齡做伴娘。
事實恰恰相反,當時的宋美齡還沒有嫁給蔣介石,宋家的政治地位並不顯赫,聶其璧和宋美齡是教會學校的同學,關係很好,請她做伴娘,純粹是朋友之間的情誼。
這張珍貴的結婚照,後來成了聶其璧清白的證明,在那個特殊的年代,它證明了聶其璧的清白無辜。
聶其璧活到了90歲,即使在人生的最後階段,她依然保持著名媛的風範,1980年代的上海,她仍然是社交圈的焦點,參加各種聚會,和達官顯貴談笑風生,不卑不亢。
有人問她,這一生有什麼遺憾。
她想了想,說:"那些好萊塢明星的合影,被人拿走了。" 停頓了一下,她又補充道:"不過,見過的人和事,都在心裡。"
聶其璧的一生,顛覆了人們對民國名媛的刻板印象,她不是花瓶,不是擺設,她有自己的主見,有自己的堅持,在關鍵時刻,她比男人更有擔當。
她的叛逆不是為了叛逆而叛逆,而是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,這種自由,包括選擇的自由,思考的自由,和為朋友出頭的自由。
在今天這個時代,聶其璧的故事依然有現實意義,真正的名媛,不是靠炫富和擺闊,而是靠獨立的人格,堅韌的品質,和面對困難時的勇氣。
聶其璧做到了,在那個動盪的年代,她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樣子,這或許就是她留給後世最寶貴的財富:
在任何時代,都要有勇氣做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