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中國史上最熱夏天」乾隆八年：華北高溫 44.4℃，三個月熱死超 20 萬人

乾隆八年 「史上最熱夏天」：華北高溫 44.4℃，三個月熱死超 20 萬人
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
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那個夏天，華北火爐模式開啟——北京氣溫飆到44.4℃，酷熱持續三個月，至少1.1萬人熱死京城，整個區域高溫災害可能導致超20萬人死亡。這可不是新聞誇張，而是真刀真槍的氣候災變對社會衝擊。

大清盛世的「蒸籠日」，北京高溫達44.4℃

從五月末開始，華北就陷入「蒸籠日」模式。清實錄上寫得直白：「京師五月末以來，天氣亢旱且酷熱蒸騰，甚於往歲」。地面猶如鐵板燒，磚瓦一碰就黏手，行人見影就想逃。

這種熱度可不只是主觀感受。7月25日下午3:30，北京測得35.5度拉謀氏溫標，折算等於44.4℃！拉謀氏是當時歐洲最新科學計算，比咱後來普及的攝氏度還准。從7月20日到25日，北京每天都破40℃，絕不是個別幾天失溫，而是真正「連續高溫地獄模式」。

不僅北京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東全線暴走式「燃燒」。天津縣誌里寫著「土石焦化，房瓦融化」，高邑縣誌里說「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，人多渴死」。那是什麼概念？現在北京40℃就全國熱搜刷屏，而那時的40℃連空調都沒得插，熱到扇子都自嘆不如。

乾隆皇帝都看不下去，不僅自己批罪己詔，還派人設涼棚發藥丸、津貼銀兩救災。清實錄明確寫到：「著賞發銀一萬兩於九門...置冰水藥物防病」，這在清朝盛世中算得上少見的緊急救援。

皇宮裡五口冰窖、十萬塊冰，已經撐住權貴降溫。但百姓就沒那麼幸運了：「行都斗水百錢、杯水十錢」的市場狀況反映了水比油貴。一斗水相當於現代百元人民幣，這可不是誰想涼快就能涼快的事。

草木也頂不住，樹木葉片發黃，枝條垂死街頭。《北京志》中說：「樹木向西南多死」，那些不是秋葉，是被熱氣蒸煮後的慘狀。沒有冰箱，蔬果爛得比今天不冷藏還快，市場變化讓老百姓連吃個菜都成奢求。

這一切還只是氣溫層面，酷暑背後的乾旱更加苛刻：無雨旱情加劇，農田開裂，河道乾涸，《天津縣誌》稱「河水也近斷流」。若糧食減產加上死亡人群不斷增加，社會結構被撕裂是必然。

酷暑場景不只是文字：好幾個地方志里記載「道路行人多有斃者」、「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」，連來京趕集的商人都熱死，這等熱浪放到現代也絕對得上熱災災難級別。

三個月熱浪下的諸省死亡，超20萬人喪命

華北上萬死亡只是開始，這個解碼的區域組成大版圖。北京死1.14萬人不假，但那不代表災情被限在京城。統計口徑不一，但民間志書、醫生記錄交相輝映——全區死亡人數估計超過20萬。

宋君榮在他的氣象筆錄中提到：僅7月14日至25日，北京城與近郊就死了11400人。太恐怖了，十二天就死掉一城人。這還是只算死於熱症，不包含冷藏食物中毒、缺水缺糧後來健康倒下的。

地方志記載不手軟：《高邑縣誌》說「薰熱難當，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，人多渴死」；《浮山縣誌》記「浮人在京貿易亦有熱斃」；《天津縣誌》聲稱「人多熱死，土石皆焦」。這些記錄拼起來就是一幅悲愴圖景：死於酷熱、缺水、營養不良、脈搏衰竭、痢疾愈演愈烈。

民間傳奇更讓人心碎：一染坊主人為保活命的面料天天挑水降溫，自己挑累中暑而亡；妻兒奔喪再中暑，接連喪命……這家不到三口，竟連累全家覆滅。屍體隨便埋，沒人有力氣去收，巷尾巷口充滿瘴氣與悲涼。

社會秩序也崩：商行停運，手工業荒廢，驛站斷貨。救援物資無法及時到達鄉村，百姓只能靠自己或鄉親互助求生。很多人被曬得脫水暈倒，救護站和寺廟自動收容過多人。

官府雖然設涼棚、發藥、銀兩救濟，但人數太多，加之地方科層懈怠，執行難度極高。救命藥丸、淡鹽水、掛涼棚對症有限，這是命懸一線時的保命操作，好比今天的救護車和急診室——有用但資源有限。

暑熱影響還反噬社會資源。大量勞動力死亡後，地里無人翻地，秋收難以為繼；徵稅人口減少，公糧不足，可能導致地方財政赤字。乾隆朝在這一年後續修了省庫帳本，應對後續災害補貼安排，但補救只能算「堵洞」，救命不救命。

醫書也說那年「無夏」，但不是1816年那種冷夏，而是熱暈死人潮。古氣候學家指出，1743年那場熱浪是近700年最嚴重一次極端高溫事件，不僅靠人力還能救。

比起現代四五月份幾個熱死新聞，這次熱浪影響持續三個月、跨區域、死亡占比極高，是古代典型大災荒式事件。不誇張地說，這是「史上最熱夏」，而它造成的死亡規模也超出了「熱災」範疇，變成系統性社會病理

政府應對與民間求生——熱浪下的救賑競賽

熱浪一來，無差別烤人。乾隆帝在高溫壓力下終於坐不住，下令實施一系列救災舉措。通報、拉網、看乾旱、派遣行役，集中抗擊「威暑」。官方檔案記載：「五月末以來酷暑異常，命設涼棚於九門，發銀一萬兩，分發清涼藥物於京師百姓」。這是帝王第一次公開說「我挂念你們」，也算實操層面出手。